“双减”之后，进校成为教育公司转型的重要方向，尤其是中小学校普遍开展的课后服务，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

公益普惠属性

课后服务政策日渐完善，其中对市场定性、监管的内容，将直接决定商业模式是否成立。

目前，江苏、浙江等地已明确课后服务的性质为非基本公共服务。按照近日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非基本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支持公益性社会机构或市场主体，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推动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发展，实现大多数公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

这意味着，非基本公共服务允许市场主体提供，但要体现公益普惠性。

由此带来的市场利好是，课后服务允许市场化供给，且经费保障充足。以浙江省《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为例，该意见提出，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完善财政补贴与服务性收费相结合的成本分担机制。目前，财政补贴是各地课后服务经费主体，甚至一些地方完全由财政补贴。

福建省规定，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具体标准由市、县（区）政府制定。

课后服务定位公益普惠，给这些教育公司开展业务提出了挑战。这些开展课后服务的教育巨头大多并未放弃原有的To C业务。

“To C业务强调产品快速迭代，注重用户体验，To B业务则强调薄利多销，两者的逻辑完全不同。”一名教育行业人士说。

本来，通过课后服务积攒口碑和用户，为To C业务导流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但今后这将被严格监管。广州市教育局即通知，对恶意在校招揽生源的第三方社会机构，坚决取消入校资质。

现在这么多教育信息化公司进入课后服务，就是看到了课后服务与信息化主业的协同效应，通过课后服务这个新业务积累口碑，同样有利于主营业务的销售。”从事课后服务管理人士说。

该人士说，但不太可能将硬件卖到课后服务市场，“比如智能平板、智能笔等设备，动辄几千元，课后服务没有那么多经费。其使用场景也更适应课前、课中，而不是课后。”

“课后服务作为微利市场，也不适合第三方机构组织教师进校，所以现在的教育巨头基本上只输出课程，本地化中小机构才输出师资和运营。”该人士说，“即使利润微薄，但如果课后服务课程大规模复制，3-5年之后，就会出现几十亿营收的大机构。”

为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进校园、进课堂、进家庭”，打通学校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广州飞瑞敖率先启动课后服务合作计划，打造“六位一体人工智能智能课程服务体系”，通过将人工智能课程、学生、教师和多种实验环境有效结合，提供教学教具、课程资源、线上课程、师资培训等等，构建最符合课后服务性质的人工智能教育需求生态模式。

广州飞瑞敖将一如既往的发挥自身优势和综合实力，不断探索与创新，践行“普及AI教育，建设AI强国”使命，为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夯实基础。